引言

从20世纪 60年代开始，有关生态环境的审美研究在美国和欧洲迅速展开。生态美学的提出和探索基础起点是哲学问题，但这一课题所涉及的范畴几乎包含人们所有可视领域，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也不只是哲学家、美学家，许多原来从事其他学科研究或实践的学者，包括作家、画家、音乐家、电影导演以及我们这学科领域的规划师、建筑师、风景园林师、景观设计师等也都加入这支队伍。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史丹菲·罗斯（Stephanie Ross）及我国的曾繁仁等相继出版专著，对环境美学相关主题作出论述。但作为生态美学要在其学科中作出界定，目前各专业的研究者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阐述各自的理论与观点，还没有形成一种共享的基础理论。据环境美学开拓者之一国际美学学会会长、国际应用美学学会会长、美国哲学家阿诺德·伯林特的观点，环境审美虽然与其他学科交叉，但其核心是对大自然生态环境的美学思考。既然环境美学更多的是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性、适宜性，那么它对于自然环境在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精神享受以及人类如何反馈自然，理解与尊重自然等方面就有着非凡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到底有哪些审美价值，又如何去审美，众多的生态理论又怎样引导我们去鉴定美、判断美，在已经形成的审美定式中还存在哪些再思考的空间，从而引导我们在实践中去理解、维护以至创造这样的生态型审美观。

一、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之美：生物多样性中的“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原理。

“奥卡姆剃刀”是由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cam）提出的一个原理。这个原理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Entilies should not be multiplied unnecessarily）。在以后的几百年中，有许多领域的科学家，包括社会学家、哲学家等都针对各自研究领域提出奥卡姆剃刀原理，如牛顿认为“如果某一原因既真实又足以解释自然事物的特性，我们则不应当接受比这更多的原因” ；奥地利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厄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提倡：“科学家应该使用最简单的手段达到他们的结论，并排除一切多余不易被认识的事物” 。根据爱因斯坦对此原理的理论推演，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对自然加以分离，不研究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去研究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不通过认识整体来认识部分，不通过认识高级阶段来认识低级阶段，而是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通过认识低级阶段来认识高级阶段，是不能得出精确答案的。英国生物学家、DNA结构发现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认为，我们可以希望有一个整体性的生物学原理能被更低的层次所解释。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开幕式上有一个特别难忘的议程，那就是全体与会代表，包括12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起立为那些由于人类的原因而在地球上消逝的生物物种默哀两分钟。会议通过的很多文件中有一份具有法律约束的文件《生物多样性公约》，其主要内容是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单从生物学的理论来看，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主要在于：1、造成生态位的分化，有助于生态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减少消耗性的竞争，有助于物种之间的和谐共处和互补共生；2、使生态系统中物种关系形成更加复杂的网状结构，有更多的物种对生态网络发挥支持作用，这就有利于生态循环的稳定和自我修复；3、造成基因的多样性，加上不同物种的功能和习性上的个性及差异，能使系统内部有更多的创造性和优化的可能；4、更重要的是，物种基因的多样分化，为整合提供更充分的条件和机遇，使整合的优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但生物多样性是有限度和分寸的，并不是分化与排列得越多越好，多样性的好处是有上限的，当分化程度很高，而各系统在相互之间变得无序而混乱，整合尚又不充分时，多样性优化达到上限，在这种情况下，多样性就需要作更深一步的调整来加以平衡。

由于职业的原因，笔者经常受邀去参加一些地方政府或相关机构有关当地“生物多样性建设”的专题研讨会。有一次我们来到江苏北部一个著名城市，从地方政府到当地各相关职能部门对此项工作都非常重视，甚至还专门设立了“生态修复及生物多样性领导小组”，以应对本城市绿化与美化工作。每次会议，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都会罗列出一系列经修复或引入的植物种类或各类观赏树种、花卉。一次应市长邀请去参观市政广场、滨水绿地以及他们引以为豪的露天植物园。时值秋末初冬，气温很低，许多园林工人正在插种大面积的鲜花，在滨江绿地甚至还在种植一些南方的大型观赏类乔木。不可思议的是，在一处植物园里竟然有几棵加纳利海藻之类的珍木，还竟然都活着，后经打听是采用现代高科技加热手段，就是下雪天也不会冻死。在一片萧瑟的冬天，看到几棵海藻孤零零的矗立在那里，并没有任何美感，反而更增添了几分万物凋零的凄凉。

在我国，植树造林运动为何效果不理想，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这些植树造林的方式存在本质上的差错，人工林过多，天然林过少，导致人工林排挤天然林，生物多样性反而没有得到体现；外来树种过多，本地树种较少，导致外来树种排挤、替换本地树种，生物多样变成生物置换。其实这本身是在破坏生态而不是在修复生态。有些城镇生物多样性从表面上看是非常成功，但仔细观察发现在多样性中其单个物种都少得可怜，有的植物只有几棵甚至独苗。如果这样对生物多样性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是一个动物园，老虎、狮子、大象什么都有，但都只有一只，这对一个种群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从提倡生物多样性开始已十多年过去了，但在当今的实际工作中还有很多误区，许多研究工作集中在统计物种的变化上，并把它与濒危物种的保护等同起来，与此同时又常常把它与物种丰富度等同起来。从一些城市、城镇相关职能部门多样性工作展开的情况来看，大都或多或少地混淆了以下几个问题：

1、物种多样性高不一定表示生态系统最稳定

几乎每一个园林景观方案中都有增加植物多样性的篇幅章节，其中尽可能多的搭配与组合，形成丰富多彩的欣赏效果，也期望达到自然的生态美，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而言，生态系统的稳定是靠物种之间千万年来相互形成的共生及协调关系来维持的。另外，由于环境的不同与变化又会使多样性的共生协调关系发展、演替与变化。因此，人工搭配的多样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2、生物多样性高不是人为拼凑的

许多城市与城镇通过引种丰富的外来植物，以美化城市植物景观，也创造出了许多组合模式，使物种的丰富度显著提高。但许多植物和配置模式的保育都必须借助不间断的人工措施来维持，生物多样性应该通过生态系统内部的生态过程来保证，这也是“生态美学”崇尚“自然美”所强调的前提。

3、生物多样性不等同于物种丰富度

物种丰富度仅仅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物种的优势度和均衡度，如果统计出来的物种大多数是生长在植物园或少数庭院里，这样的丰富度就没有多大意义。

4、生物多样性高有时会导致生境破碎化

包括显性破碎与隐性破碎，显性破碎为不合理的景观化所导致，植物之间争日照，争水肥的现象；隐性破碎为某一物种大面积的被其他植被所隔离，使该物种的栖息环境及信息通道受阻或破坏。

二、为了消逝的记忆：对新农村建设加速城市化进程的质疑

2009年，笔者有幸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界的专家身份出席在柏林举行的欧亚非城市可持续规划论坛并作主旨演讲，选题是“面向未来的挑战——中国生态城市的可持续策略”以及对话会议上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演讲会场气氛之融洽，听众反响之热烈出乎笔者的预料。在演讲后的二十五分钟时间里，笔者几乎接连不断地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中国生态建设的理念与实践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使笔者深感纠结，难以作出清晰、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为什么要有城市化进程？

早在十五规划之前，我国的一些关心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就相继提出了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各种取向及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与深入，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乡镇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然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域的乡镇因其地理位置、地理地貌、气候水土、植被动物，以及经济发展的快慢，更重要的是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存在着各自特有的风貌与文化个性，反映在视觉上当然也有着别具特色的审美情调。也就是说，乡村的视觉背景正是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融合的综合反映，也是在这些因素下，产生了不同的乡村美景。在经济转型和城市化的冲击下，城市广场、景观大道，以至欧陆风情、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充斥着每一座城市的同时，也侵蚀了周边的乡镇，绝大多数的规划师、建筑师关注的都是城市。笔者曾多次在国内多种会议、论坛上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从建国以来，有谁为农民规划过他们的乡镇、设计过他们的家园与他们的住房？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原本的自然乡村景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破坏，乡村固有的自然田园景观遭到现代景观的更替而毁灭，大部分乡村地区正处于由传统乡村景观向“现代化”乡村景观的转变过程中。在解决“三农问题”及其“加速发展”等思想的综合影响下，决策者与建设者往往忽略了乡村景观中自然生态保育及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如果你是游客，当你按着广告上描绘的“梦里水乡”并充满期待的来到一处著名的小镇或老街时，在周边所看到的不是乡村田园的美丽画卷，而满目都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多层与高层公寓，到处可见的小区广场、喷水池及花坛廊架，农民变成了市民。人们心目中的“江南水乡”已成为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笔者曾走访过多处江南著名的水乡小镇，并与当地成年人及老人有过许多沟通，有的对当今的变化深感茫然，有的不知所措，我们记忆中的水乡只存在于导游的口中。以往在劳作之余，小镇的茶馆酒肆、老屋的豆棚瓜架、井畔河边以及闲居纺院、啜茗棋桌，都已成为江南的记忆。“教场茶肆闹纷纷，每碗铜钱十四文；午后偷闲来到此，呼朋引类说新闻”、“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更何况戴望舒的“雨巷”早已成为人们怅望的梦境。也许这就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而不得的并永远失去了的，与“水乡的记忆”丝毫且时刻不可分离的日常生活；一种只有她才有的诗性与美感。

但对此持不同意见者认为：中国大部分乡村的生态环境都不同程度地在不断恶化，目前的中国正处在传统农业结构向现代化农业结构转型的重要过渡阶段，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追求经济增长是广大农村的首要任务。同时，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也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因此，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是大势所趋等等。其实，真正造成乡村环境恶化并不是现代农业结构，更不是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恰是在城市化思潮冲击下的行为意识。每一位关注乡村建设的人都明白三大因素才是目前造成乡村环境恶化的元凶：

1、耕地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大量被圈占的耕地，而这些土地长期不能耕种，也没有真正开发利用而闲置、撂荒，水土面积的流失又逐年扩大，新兴开发区的建设又使这些现象加剧；

2、水资源短缺，大量的使用农业化肥，造成水体有机质减少，净化能力降低，加之气候异常的因素，使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

3、乡镇工业的规模化生产，垃圾没有无害化处理，以及生活垃圾随意抛弃是其根本原因。保护乡村自然环境的生态美和文化特色，可以更加改善与保障地方特色的乡村环境，营造美好的乡村生活，而不该让以往乡村美丽的景色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三、中国的思想渊源、深层生态学与生态伦理：从黑脸琵鹭之死说起

几年前，在上海东滩国家湿地公园发生了一件引起各大媒体、鸟类保护组织和爱鸟人士震惊与气愤的事件，在园区内发现了一只国家一类珍稀保护动物黑脸琵鹭的尸体。事发之后，公园保安还请来了公安刑侦人员帮助调查破案。起初都一致认为是被游客或者捕鸟贼猎杀的，后经详细研究，这只死亡的黑脸琵鹭身体大半部分失去，头与脚肢部分却无损，这可以排除偷猎者所为，最后经多方鉴定确认，是被园内放养的扬子鳄捕食的。真相大白之后，鸟类保护组织的爱鸟人士却更加愤慨，有人举着抗议横牌来到公园管理处要求公园管理部门严惩因工作疏忽的当班工作人员，指责公园管理部门为什么不把扬子鳄关闭在养殖实验室里。

黑脸琵鹭是中等体型的珍稀涉禽，长有一个似琵琶或汤匙状的长嘴，英文学名为Platalea minor ，俗称Spoonbill，在全世界共有6种，其中在亚洲及我国只有两种，每年秋冬季会飞临我国沿海的大型湿地区觅食与繁衍，来年春天飞往南部的澳洲。这种涉禽的数量非常稀少，在东滩发现的黑脸琵鹭总共只有三十到四十只。对于失去一只如此珍贵的琵鹭是件非常痛心的事，但是我们回过来仔细思考会发现这并非坏事。为什么爬行缓慢的扬子鳄能捕捉到行动敏捷的黑脸琵鹭？为什么扬子鳄捕食的不是其他琵鹭而恰是这只？我们并不愿意看到黑脸琵鹭被扬子鳄捕食，虽然这只黑脸琵鹭死去了，这正体现了大自然的生存法则，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次“生态过程”。其实这只琵鹭死得很美丽，使人想起二十世纪初法国著名作曲家圣桑的交响乐“动物狂欢节”中的《天鹅》，那柔美温婉的旋律把天鹅临死前的情怀表达得是如此优美而崇高，丝毫没有死亡的恐惧，让人感到的是一种生命的升华。

通过这一事件也看到了我国全民生态意识的低下与薄弱，可悲的是这些鸟类保护人士对大自然的规律竟然如此的无知。其实扬子鳄与黑脸琵鹭一样也是珍稀的濒危物种。从扬子鳄的角度来看，它能捕捉到琵鹭说明经过几年的驯养，恢复了野性，可以不再依赖人类而自己生存，这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及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人士所盼望看到的结果。从生态学的意义来说，这也是一种和谐与共生的关系。我们要保护的不只是具体哪一个动物，更要保护这一种生态过程，这样的一种“美”。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先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美丽又古老的土地上，长期的生活与实践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生态环境伦理观。古代的先哲们早有众多精辟论述，列子的“天地合精，万物化生”；荀子的“天地者，生之本也”；孟子的“天之生物也”；以及庄子的“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都明确地说明了天地万物的关系。几千年来古人崇拜天地、自然的行为对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维持自然生态平衡起着主要作用。庄子提出的“天地一体”论，将天地视为统一整体，把人与天地放在一起分析，在此基础上，认为“万物与我为一”的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而这种思想正是平等环境伦理观的基础。在天、地、人、物这个统一体内，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占有与被占有，是主宰与被主宰，还是平等的相处，当时不同人持有不同观点。庄子认为自然界万物“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世上万物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才能使自然界构成一个形态各异的统一功能体，共同存在、共同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以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为代表的哲学家提出了“深层生态学”的思想理论，同时它又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其核心准则之一是“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其生态中心主义是深层生态学极其重要的概念，是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共同的归宿。“活着，让他人也活着”（Live and let live，指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和自然过程）。生态中心平等是指生物圈中一切存在物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的权利。即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物种都担负着自己独特的功能，而无价值上的高贵低贱之分，所谓高与低只是人为划分食物链结构，或只根据物种的多少来划分重点或非重点，并非实际的地位和确立的价值，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基础。自然界所有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都有其网络式的生存环境，而生存环境又是由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构成，从而使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甚至相互包容而彼此共生共存。深层生态学所强调的是自然界整体上的动态平衡，自然界任何实体、物种都处于动态的进化过程中，某一事物的进化过程或许出现不平衡，但整个系统是趋于平衡的。生的意义并不仅仅存在于个体生命的保存，而在于更大意义上生命系统有生有灭的至高无上的境界，而达到生命系统的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历程。

四、由帕特里克·格迪斯（Pattick Geddes）的优托邦（Eutopian City）理念而想到的：从城市生态公园到“零碳公园”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城市规划的先驱帕特里克·格迪斯就提出了具有现代城市的美学概念，并将自然融入城市的优托邦（Eutopian City）城市规划理念。意指“美好的地方”（good place），是可以通过人们对现实的改变而达到人类理想的目标，是人类在城市规划史上体现人文主义思想的第一盏明灯。它与英国十六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创世人托马斯· 莫尔的名著《乌托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乌托邦是指不存在的地方（no place），格迪斯的优托邦理论把生物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城市规划学融为一体，创导并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城市观，后人把他的这种城市的认识观称为“有机的城市观”。能产生这样的城市观，其原因他是一位集生物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于一身的多领域学者，除此之外，他还涉猎教育、艺术、历史及社会学。由他所提出的生态规划方法，使当时的城市建造理念走出了形式上的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羁绊，呼唤一些理性的城市规划师去探究城市及其周边区域自然地理与人类聚落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格迪斯的优托邦理论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城市规划史上生态规划的先驱理论。他的思想理论与稍晚诞生的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及其田园城市规划论述互为佐证，相互呼应，即都主张以区域的观点来解决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境恶化而危及城市的生存问题，同时也为解决城市无止境的向周边自然环境扩张蔓延所产生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强调应纳入“自然体系”，建立城乡复合的区域空间。他的这些观点深刻影响了后一辈城市规划理论及卓越的城市规划思想家的诞生，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斯第恩（Clarence Stein）及麦克凯依（Benton Mackaye）等。

面对二十世纪初，欧洲由产业革命所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贫困失业等系列问题，格迪斯借助于“绿叶”明确指出“有多少人曾经反复思考过绿叶的意义？绿叶是生命现象，这个世界应该是绿色的。”在《进化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一书中，格迪斯描绘出的生态区域（bio region）概念的雏形，指出在进行一座城市规划之前，先必调查城市所在区域的自然资源。调查先于规划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在格迪斯所处年代，这样的观点是极为超前也是非常珍贵的。

众所周知，当今二十一世纪已全面进入了“生态时代”，各种各样的“生态文明观”几乎融入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之中。但是，当我们在仔细审视自己乃至同行的工作时，却又往往会陷入一些迷思之中。由于种种原因，在当前行业内相当一部分的设计实践中，对“生态”概念的误读或曲解导致了以“生态”而命名的内容显得有些苍白、浅薄、无知甚至可笑。伪生态的“城市生态公园”建设之泛滥，严重损坏了“生态公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从而使人们对“生态”的本身产生了怀疑：

从生态学原理的角度看，能建成真正的城市生态公园吗？

生态公园是可以人工创造出来的吗？

生态公园是一切城市公园的未来吗？

在当今城市发展的现状下，城市生态公园能给城市带来真正美好的生态环境吗？

产生这些疑问的原因是：在众多的规划设计实践中对“生态”的曲解与误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生态”内涵完整性的误解与片面理解。

“生态”内涵的三要素是群落、环境及相互作用。因此，与之相关的规划设计内容也应在各相关方面体现或包含这三大要素。而在目前很多规划师的方案中，生态规划设计的内容只体现了植物与所处环境之间或只有植物与植物之间的搭配关系，而植物群落与动物群落、动物群落之间、动物与生境的关系以至能体现三要素之间合而为一的规划少之又少。例如笔者经常参与一些省市级城市生态湿地公园的方案评审，有些方案完全忽视生态湿地的生态特性，把湿地公园规划设计成城市的“人民公园”，不是各式花卉的繁花似锦就是各类乔木的郁郁葱葱。其实生态湿地公园的魅力在于植物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联动”；在于体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这种整体的生态审美过程。

2、对“生态”内涵科学性的严重误读与曲解。

“生态”一词源自于生态学，有非常严谨的科学原理与标准。而这些原理都是在对自然生境研究的基础上而得出的，因而绝非我们主观意识上的“生态”含义或愿望。有很多规划设计师把某些绿地面积较大、水域面积较广的景观称为生态绿地或生态公园，是非常不科学的。在上海世博期间借“生态”之名出现了“零碳公园”，所谓的“零碳公园”是指公园从建设到完成，公园内所采用的一切方法手段其碳排放都为零，包括园内的设备，如运用太阳能板以及所有的高科技设施。这样就产生了两大诘问：⑴、园内所用的太阳能板以及其他技术功能设施在生产时是否有碳排放？如果有，在园外碳排放之后，安装在园内就被称作“零碳”，这是非常幼稚可笑的；⑵、这座“零碳公园”是否让游客进入？如果让，哪怕只有一个人，只要有一次呼吸，那这个公园就不会是“零碳”，这又是无知荒唐的。就算把这座“零碳公园”设计得再美也不符合生态审美的原理，从而失去了设计者追求的“生态美”，这样的“零碳”就没有任何价值。据说由于参观者好奇，故都去参观这座公园，导致碳排放指标高居世博园内各馆之首。

3、对生态内涵在空间尺度与系统概念上的误解与误读。

生态学上的尺度是一个生态系统保持健康与稳定的重要条件，某种系统的生态特性与其所拥有多少尺度有关，更与这种系统所处在的大系统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到气候、地域，小到土壤、地形，决定了这系统的正常运转。在一个尺度上的植物品种、位置及其周围其他群落的关系决定了这一尺度的生态学意义。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任意尺度绿地均视为“生态绿地”，或随意地把景观大道称为“生态轴”。系统概念上的误读将使生态系统遭到不利的变更，甚至带来生态灾难。笔者见过这样一个水系生态修复及生物多样性实施的生态规划方案。这是一个位于靠近杭州湾的将要兴建的旅游度假区，由于靠近大片滩涂，受到每年一次海潮的影响，基地内水系的盐碱度较高，江南地区很多植物品种都不能种植，尤其是一些观赏类乔木及花灌木。于是规划师作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引入太湖水系来冲刷直至更替原有的杭州湾水系，对于这样的方案暂且不说它那浩大的工程投入，单从生态学方面来看，如果这个方案一经实施，那么杭州湾原有的生态系统将受到完全的破坏；原有的植被以及依附于原有水系统栖息的动物将遭到灭顶之灾。

4、对“生态”内涵在时间上的误解与武断。

生态系统有着自身时空上的更替与变化，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在目前众多所谓的“城市生态公园”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园内的森林树种及年龄极为单一与相同，树木的胸径、蓬径与高度都完全一致。其实，一片森林中所有的树木都一样大小并不符合自然生态林的要求，也有悖生态美学的审美观念与审美要求。在自然森林内必定有不同年轮的各类树木，好比我们人类社会有男人和女人，男人女人中又有老人、成年人和儿童等。

其实我们所规划的每一个城市生态公园都应该是一个“优托邦”，一个美好的地方，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美。对于在城市生态公园设计上的种种曲解与误解，生态学中的“系统论”可以避免这些错误与不足。生态系统论在生态规划中被称为系统思维体系。包括整体论、有机论、动态论及有序论。地球上任何生态系统都由许多不同的元素组成，是生物圈多重关系的复合整体，且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各系统自身又各具整体延续和演化过程，因此有机论又是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在系统的有机关系中，又具有层次性和方向性，因此具有秩序性。

结语

生态美学具备了很多现实的审美要求，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主旨，进而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探索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审美关系。生态审美所追求的境界即人类生存的理想境界。一位英国自然地理学家说过：“大自然没有人类照样存在，但人类却离不开大自然”。正因如此，我们应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超越狭隘人类的价值观，不再从人类利益出发的同时，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协调统一来思考和行动。在当今的中国，广大偏远地区生存质量的低下，不仅仅来自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摆脱贫穷、追求富裕、渴望发展依然是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最基本的现实诉求。

在提倡与追求生态审美的今天，现实的阻碍与无解昭示了这种审美与目标遥远的距离，甚至有些神秘性或乌托邦性。也正是由于这种乌托邦，生态审美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常常处于困惑与悖论之中，尤其是我们业内经常出现，又常被我们所忽略的众多重大问题，而有些不正确的观点也经常被我们拿来作为应对重大规划的理论依据。生态式理想的建立往往是对现实不良生活观念的抵制，而一个城市、城镇、区域的发展也往往必须让决策者作出“斩首还是截腰”的痛苦抉择。为此，有时会把地区的发展对“原生态文明”作无谓的退守与回归。然而，在这种退守和回归之后，却依然看不到真正的出路，重又陷入一片迷茫之中。但是不论怎样，从发展的角度去审视我们当今的生态观，生态审美在现实中的作用与价值应当得到提升与完善，生态审美的实践者注定要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先驱者。不论承认与否，我们每一位创造美与设计美的规划师、风景园林师、景观设计师也定将成为人类为之神往、为之追寻的生态美学的传播者与代言人。

主要参考文献：

1、斯蒂芬·施奈德.地球：我们输不起的实验室.诸大建、周祖翼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2、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3、帕特里克·格迪斯.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4、克里斯托弗·卢茨.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徐凯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5、何爱国主编.当代中国生态文明之路.科学出版社,2012

6、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彭镇华：城市森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

8、杨沛儒：生态城市主义尺度、流动与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9、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0、HarveyD Spaces of hop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1、Forman.R.T.T Ecologecal Landscape New York Spring verlag 1990

12、Forman.R.T.T Land Mosaics:The Ecology of Landscape and Reg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作者简介：

凌铿，上海市景观学会理事，景观设计专业技术水平鉴定委员会专家，美国弗莱明（Fleming）环境设计事务所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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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ming 代表作品】

【生态旅游、生态景观、生态人居、生态城市】

【上海东滩国家湿地公园】

【SHANGHAI DONGTAN INTERNATIONAL WETLAND】

 

 

【威海科技新城】

【NEW ADVANCED TECHNOLOGY CITY,WEIHAI,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