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阜新煤矿，罗烽白朗夫妇要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用三年的雪水汗水与泪水终于摘掉了压在头上的沉重的帽子，可以拿起笔写点小东西。然而，这口气刚刚得以喘息，文革的风暴又扑天盖地地席卷而来，使两位老人遭受了各种非人的侮辱和折磨……

    1979年3月，罗烽白朗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同年10月，他们拖着沉重的病躯参加了全国的四次文代会，这意味着他们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终于得到了写作的自由。为了这一天，他们苦苦等了整整21年。21年啊！无情岁月留给他们的是“两鬓斑白半残身”。尽管恢复了政治生命，他们却再也拿不起创作的笔了！作为视写作为生命的作家，世上还有比这更无情的事吗？

    1991年10月23日，身患多种疾病的罗烽走完了多桀多难的一生。

    1994年，白朗也离开了她所热爱的人世。

    “文革”前后的“大酱园”

    “文革”前，又有两位作家搬出了“大酱园”。一位是刘白羽，他于1964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约1966年初搬进了供部级干部住的红霞公寓。他住过的那几间房子就成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一位是陈白尘，他因张春桥点名，使所谓的历史问题升级，被“放逐”南京。然而他刚走了4个月就爆发了“文革”，1966年9月，他又被揪回北京，而他曾住过的第三进院的北房（房子调整时，他从南房搬到北房），成了关押他和其他作家的“牛棚”。“文革”前的头半年，“大酱园”里便只剩下张光年和我父亲两个作家。

    当“文革”席卷而来时，曾在“大酱园”住过的作家，无论是已得以升迁的，还是走了背字的，这一次都无一幸免、在劫难逃。他们统统被关在“大酱园”的第三进院子（即顶银胡同甲15号），当然还有不曾住过这里的作家，如：张天翼、侯金镜、冯牧、邵荃麟、郭小川、李季等人，因为他们都曾在作协担任过头头脑脑。年迈体弱的冰心也被关进来了，每天跟着学习，写检查，做些轻微的体力活儿。（1967年初牛棚迁移到王府井的文联大楼）。

    “文革”开始后，《人民文学》编辑部即搬出了“大酱园”，不久，进驻了一批由社会闲杂人员组成的红卫兵。他们年龄都在20岁上下，每天无聊至极，晚上出去鬼混，白天睡大觉，或在刘白羽家未来得及搬走的钢琴上乱睬，发出狂乱的噪音。

    自后面的三进院成了“牛棚”之后，我一次也没敢去过，因为不知该怎么样面对这些熟识的伯伯、叔叔。那时，父亲每天白天去“牛棚”集中，晚上可以回来，但绝不提里面的情况，本来就谨慎的他，变得更谨慎了。这一年的国庆节，父亲和关在“牛棚”里的作家们第一次没能去天安门观礼台观看毛主席检阅游行队伍，第一次没能与亲人在一起享受难得的闲暇，第一次成了无产阶段的专政对象，遭到隔离不准回家。而缺少了父亲的家显得那样沉寂、冷清，在过国庆节的日子里，每天我都想哭。

    幸亏有白尘伯伯留下的《牛棚日记》，能让我们见到当时这真实的历史一隅。在此，我要顺带说说这本日记。白尘伯伯到南京只有半年多，就于1966年9月11日被中国作协的派遣人员“押解”回京。从这天开始，整整七个年头，他都被幽禁在牛棚之中。每逢夜深人静之时，他便偷偷地坐起，用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符号及各种样的“缩写”来记录这个“伟大”时代，数年来从未中断过。1973年，他因心藏病频发，被恩准从干校回南京看病，借此机会将其“翻译”成文，整理成篇，竟得五大本。后来，老人家尽管得以平反，落实政策，但《牛棚日记》却好长时间无人敢问津出书，因这一题材属禁区。终于，三联书店以其慧眼与魄力决定于1994年出版此书。不幸的是，书尚在印刷中，老人家就因腹部主动脉瘤破裂辞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本弥足珍贵的“文革”史料和大量的散文、剧本，而这个世界留给他的却是一个拖着条尾巴不明不白的历史结论。好在白尘伯伯是真正的喜剧大师，即使处在最悲惨的境地他也写不出绝望的文字，他的心可以哭，脸上却绝无愁苦，他的幽默与诙谐都是与生俱来的。相信他在穿越生死界的刹那已经悟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也可以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实在算不得什么。真正代表陈白尘名字的一定是那些能传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