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伯伯被定为右派，在我后来翻看的资料中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他听信了向党进言无罪，写了中肯的意见《放心、宽容、人事工作》发表在6月1号的《人民日报》上，但才过了十几天就形势大变，这便成了铁板定钉的罪证。再就是“鸣放期间”，《文艺报》三个副主编轮流值班。“毒草”放得最多的时候恰是他值班的那个月，于是他成了“替罪羊”未躲过“57年”这场劫难。之后，他主动要求搬家，离开“大酱园”，因为不想生活在“孤岛”中，想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居住。1957年年底，他们一家悄然搬出了“大酱园”。
“文革”中，萧乾伯伯一家的境遇更加凄惨，逼得他自杀未遂。不过，他的命运总起来说还算不错，随着“四人帮”垮台，他总算被落实了政策，并拿起了笔，重新焕发了青春，写了大量作品，并在85岁的高龄与夫人文洁若一起翻译了巨著《尤利西斯》。

    1999年2月11日，这位刚度过90岁生日的老人终因肾衰竭而告别人世。

    罗烽 白朗夫妇北放逐东北劳改

    “反右”期间，还有一家人搬出了“大酱园”，他们就是罗烽白朗夫妇。关于这对夫妇的冤案我也是长大以后，看了各种材料才略知一二的。这一冤案可追溯到1955年秋，当时被被称为“舒（群）、罗（烽）、白（朗）反党集团”。此三人都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委员，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及文联委员与作协理事等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原因是，“在东北工作时有错误，并对东北领导文艺工作的正职同志有不满情绪，三同志的错误是‘反党性质的小集团’。”（见黎辛《再说个不该发生的故事》）这是当年继“丁陈反党集团”后又一个被打成“反党”的作家群体。作家们不服气，并且一再申诉，中宣部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小组，审查结果是两个反党集团的罪名均不能成立，并准备给予平反。然而，这平反的速度非常之缓慢，以至于到了1957夏，形势急转直下，除了舒群被定位右倾外，余皆被定位右派。就连中宣部审查小组的成员也未能幸免，一并被打成右派，从此改变了人生的命运。
打右派时往往新帐老帐一起算。罗烽早在延安写的《还是杂文时代》又被重提，算是向党进攻的罪证。同时，罗烽1934年被捕的事也被重新提了出来。在一次批判大会上，罗峰对批他是叛徒忍无可忍，愤怒地冲着正在发言的人喊道；“我不同意！”随后毅然退出会场。此事是延安审干时，康生搞的鬼。罗烽不屈服，拒不在所谓的“历史结论”上签字，他恳求党进一步作调查，并请求保留自己申述的权利。

    由于白朗写过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并在妇女界颇富盛名，且她所在的党支部并未将她作为右派上报，只要她想保全自己，一切都还来得及。这时作协党组的负责人亲自出马找她谈话，明确告诉她，罗烽有历史问题，如果她站出来揭发他自首变节的详情，可以得到区别对待，不化右派。在这关键的时刻，白朗坦然地说，我是在罗烽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我了解他，他不反党，不是自首，更不是叛徒，我坚持到底。就这样，他们被双双带上右派帽子，并被开除打党籍，下放劳动。在处理他们的大会上，白朗泣不成声地表态说：终有一天，我们回会到党的怀抱的！

     当年他们被划成右派，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从容与平静。也许那时我还小，看不出大人的心境，然而为写这篇文章，我回忆了半天，除了他们把爱犬小豹送走了之外，生活起居，待人接物，均与平日没什么不同。每到周末，他们在舞蹈学校上学的女儿白莹，仍会带几个好友回家，那些同学仍甜甜地称呼他们为爸爸妈妈。在他们的脸上，我从未发现过沮丧的神情。白莹回忆说；即使在最艰难痛苦的日子里，父母毅然坚定的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搞明白，他们从不把不良情绪传给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