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次批判近停留在内部，既没给他处分，也没做结论，但这次批判对他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

    当“文革”的风暴猛烈地刮起来时，他那些有关农业和农民方面的言论都成了置他于死地的“罪证”之一。为此，他受尽了折磨。1970年，“四人帮”在山西发动了全省规模的批判赵树理的运动。他被拉到太原和晋东南几个县游斗，他的肋骨被人踢断，从三张桌子摞成的高台上跌下来摔成重伤，可又不准他看病。他的伤口化了脓，最后一次批斗，他无法站立，只好将桌子的抽屉拉出来，趴在上面，时隔5天，这位中国著名作家死在了监狱中。

    他是第一位在“大酱园”住过并死去的作家，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

    反右时，萧乾离开了“大酱园”

    1955年，我与院里的同龄人都上了小学。这一年4月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紧接着又开始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大酱园”的作家大多来自解放区，因此没有人被牵扯进去，但这一年并非风平浪静，在作家中，打了几个反党小集团，因规模不大，且是在内部，所以我们基本无知无觉。

    1956年对萧乾来说是幸福的一年。虽说这位报道过欧洲二战的大陆的惟一记者，于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回国，然而回国后并不受赏识，因为他被看作是染了一身资产阶级泥巴。1956年，他的政审才得以通过，这才得以重用，被委任为“文艺报”的副总编，并从“大酱园”的三进院搬进了二进院，住得仍是西房（即秦兆阳原先住的房子）。不过，这一年二进院子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可能是嫌我们这些孩子太吵，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刘白羽在二进院拉起了一道围墙，形成院中院，而在他家的南边又盖了一栋房，并堵住了二进院与三进院的通道，搬进了张光年。这样，二进院成了两个小院，而西房的门前则成了一个通道，这使萧乾感到很憋气。但他并不敢表示不满。相反，他家的大花猫“花花”，因屡屡偷吃刘家的鱼或张家的鸡，而被时时遭到“抗议”，他只好把心爱的猫“放逐”。这些他都写在了《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我就不再赘述。

    在没搬进二进院子之前，萧乾伯伯常给我们讲故事，这皆出于那他那爱子的苦心，希望他的儿子能与全院的小朋友搞好团结。记得那时，每逢吃完晚饭，铁柱就会挨家挨户地去请大家到他家听故事。萧乾伯伯那时已经发福，坐下来叠起一层肚子，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五六个孩子一来，把他家的小屋塞得满满的。他开讲时还要把一个孩子抱在腿上，也许是他常与父亲一起听音乐的缘故吧，这一荣幸的位置往往属于我。“从前啊……”开始这一句，他也用的是那种极老套的方式并拖着长腔，但很快能让人入境。我们听得最入迷的就是《神灯》，阿拉丁就是那时住进了我心里。只是好景不长，我们未能听到萧乾伯伯给我们讲更多的故事，这又皆因为是那西方民主观念在他心里牢牢生根。他曾在那篇使他成为右派的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发表于1957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中，引过这样一段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这一平等观念，他也用到了教子中。为了矫治儿子时而有的口吃，他与儿子“约法三章”，“如果哪天听见你结巴，爸爸打你一下，如果你听见爸爸结巴，就打爸爸一下。”他并没有为此去打儿子，只不过是给个警示，谁知儿子竟认了真。一次，他正讲着故事，边讲边看书边现编词，不经意中结巴了一句，铁柱就兴冲冲地上去给了他爸一个嘴巴。讲故事的事从此就结束了。

    1957年，我上了小学三年级，已断文识字，能看报纸，并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笑眯眯的伯伯竟成了右派，但这并未能阻止我到他家去串门，因为这时他又添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两岁的萧荔和不到周岁的萧桐，这活生生的小娃娃可比布娃娃可爱多了。万万没想到我这无意之举竟让萧乾夫妇记了多少年。文洁若在《我与萧乾》第七章“炼狱”中这样写道：“我们在作家协会宿舍大院里的那个家，早已成为荒凉的孤岛。无辜的娃娃们只得和父母共患难。中秋节，我弟弟学朴突然送来了几个月饼，此外就再也没有人敢上门了。惟独前院那个老友严文井的两个小女儿倒是来找荔子、桐儿玩过两三次，使我这个做妈妈的受宠若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