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酱园”的作家里，我最早熟识的面孔就是赵树理伯伯，因为我家住中南海庆云堂时，就与他住在同一个院子，他住西屋，我们住东屋，他对孩子十分友善。那时我住在托儿所，每星期回来一次，他记不住我的名字，就管我叫“小李叔华”（妈妈的名字）。一次，妈妈把我接回家后，要出去办事，临时把我托付给他，他笑眯眯地接手了。只见他从上衣口袋摸出一包烟，抽出锡纸，团成一个小球，然后放在手心里，对着球吹了口气，接着将这只攥着球的手在我的头顶上摸了一下，再伸出手时，手里的球不见了。一会儿，他又用那只手掏自己的耳朵，待伸出手时，球又回到了他的手心上。以后，这只球一会儿从他的腿上进去，又从嘴里出来，一会儿从肚子进去，从胳膊肘出来。他的兴致很高，边变边笑，嘴里念念有词：“从这里进去了，从这里出来了。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觉得一点儿不好玩，便不作声，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独自高兴。

    妈妈回来后对爸爸说，老赵真有耐心，跟孩子玩了有半个多小时。因此，赵树理伯伯是“大酱园“的作家中我惟一熟悉的面孔。他见到我依然是笑眯眯的，只是他的戏法去变给陈白尘两岁的小儿子阳阳看了。

    待我上了小学后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赵树理。

    赵树理伯伯平时爱穿一身黑呢子中山装，那时候对他的记忆有二，一是他喜欢给父亲“送戏上门”，唱上党梆子；二是喜欢拉着父亲下围棋。我曾见过他双手击打着桌边，唱着高吭的上党梆子的情景。只是对这“土音乐”，我一点儿听不懂，更说不上喜欢。然而，唱梆子人的那种分外投入的神色还是很有感染力的，唱到高吭时的悲切有股苍凉感，让人感动。

    他喜欢找父亲下棋也给我的印象很深。每次去下棋，父亲都要很晚才回来，而父亲不回来，妈妈是不会睡的。实在熬不住了，妈妈就去找爸爸回家，每每惹得这位伯伯不高兴。一次，妈妈买回一个西瓜，适逢父亲又被找去下棋，妈妈就让姐姐到后院去找爸爸，姐姐还挺策略，说：“爸爸，咱家来了个客人，脑袋特别大，脸都绿啦！”

    据肖乾夫人文洁若回忆说，他们每次去赵树理家串门，都见桌上放着几张从东欧国家寄来的支票，估计是稿费，可他从不去取，几个月过去了，支票还在那儿放着，似乎与他无关。

    据父亲说，赵树理的稿纸从来都是很干净的。他曾对父亲说，写《灵泉洞》的时候，他每天要写5000字。起床后，他就开始构思这5000字，包括刻画形象，调整语句，修饰词藻的功夫在内。当这5000字一个一个按顺序在脑子里都安排妥当并记住之后，就坐下来一个字不改，一口气地写出来。

    印象中，赵树理伯伯是1956年搬出“大酱园”的，自从他搬出去后，就很少再见到他了。他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深入生活、搞创作之中了。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60年代初，在青年艺术剧院看话剧《千万不要忘记》。我拿的是父亲的赠票，正好与他挨在一起，那时，他似乎已从因给中央写信、为农民说话而挨批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兴致很高，精神很好。当舞台上，那个资本家出身的丈母娘，口吐烟圈，点燃四五支烟，教女婿抽烟时，他称赞这个人物写得好，并说：“要是我，也会这么写。”不过戏没看完他就走了。

    陈徒手在他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书里，专门描述了1957年冬赵树理因给中央写信挨批的遭遇。“那一年，他从北京从省里、县里，为农业问题上上下下折腾数次，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文章交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总编辑陈伯达。就是这几封信和文章酿成了‘祸根’，在当年冬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使赵树理成了中国作协整风中内部重点帮助对象之一。”父亲在一篇写赵树理的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大家都一致说，农村形势一片大好，不象老赵说得那么悲观。老赵虽然处于孤立的地位，却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让。”“我只记得老赵发言中有这么一个意思；农民交出了自己种的粮食，国家总应该给他们一些东西，哪怕是小商品，比方针头线脑样的东西。我们总因该给农民一点东西嘛!这个会只有不了了之。”